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李学政微博，李学里以及李学政微博哪里看对应的政微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博李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学政

人民网评坚决抵制劣迹网红复出，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政微

我认为人民网的做法是对的。

人民网评坚决抵制劣迹网红复出，博李我认为是学政非常对的。

劣迹网红他们在网上发视频，微博直播的李学里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流量然后赚钱。他们是政微一群不对自己不对网友不对整个社会负责的人。

之前就有在网上哗众取宠的博李网红被封杀，还有直播间里一堆负能力，学政非常低俗卖假货虚假宣传的微博网红遭封杀，更有早期挑着一些庸俗舞蹈的人被封杀，还有卖假的人被封杀。

如果他们不封杀，那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现在是个网络时代，信息都是共享的。好多网红扮小丑哗众取宠，直播间里乌烟瘴气非常低俗。现在观看直播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更多的是没有成年的青少年。

青少年从小就接受这些庸俗的东西，他们会去模仿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劣质网红的社会，没有正能量，没有积极向上可言所以抵制这些劣质网红的复出，更多的是为了保证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还有劣迹网红获得流量之后就开始卖货。我们不是不同意卖货，这毕竟是网络时代。但是这些网红卖的都是假货。卖假燕窝，假酒等等。

他们夸大其词进行虚假宣传，利用各种营销手段来让大家相信他们，鼓励大家购物，割韭菜。他们卖东西的价格有的比实体店还贵，要么就是减少商品的质量。

被骗的人数不胜数，如果让他们出来，那么会有更多的人上当，韭菜割越多。所以这种没有道德的网红是坚决不能复出的。

我建议作为网络公民要一起抵制这些劣迹网红，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正能量的社会，为了这个诚信的社会我们都要去抵制他们复出。

同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正确的价值观规范自己的行为。

以上就是我的回答。

著名制片人李学政预测郭靖宇事件后续，你怎么看？

很多观众发现，现在的电视剧收视率可以说是夸张的。起初，很多人认为这是正常现象，是观众贡献的收视率，但最近着名导演郭靖宇在大学演讲时揭露了背后的黑幕，引起了社会的骚动。

导演郭靖宇在接受采访时，在自己的新作品播出之前，自己按照电视购买主任的要求去看了控制收视率的大神。这位大神伪造了虚假的收视率，甚至出了90万元的高价。电视购买成本只有130万集。这样的保护费也确实很高。

郭靖宇说自己没有妥协这个规则，但他的做法确实违反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在这部电视剧开始之前还有点阴郁。之后，郭靖宇导演也在推特上发表了长篇文章，呼吁抵制电视金的混乱，要求整个电影界团结起来，彻底消除假收视的毒瘤。

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多网民也跟着转发，演员赵文卓和陈思诚也首先站起来支持，导演陆川也支持导演成为业界的原本清源，微博说限制了转发，但原文，自己也听说导演在电话里不能要求制作人把购买收视率的费用打到指定的公司

这种现象也可能成为默认的潜在规则。否则，自己的电视会被电视台扣押，郭靖宇导演和陆川导演等的呼吁也会产生很大的反响，也会登上推特的热门搜索，但是这样的热门搜索很快就被撤退，其中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利益。

随着许多圈内明星大腕和制片人导演的爆炸，作为卫视一哥的湖南台也首先站起来，支持广电总局的决议，坚决打击数据伪造。

但是，事情发展到现在，想要和平结束是不可能的。着名制片人李学政表示，郭靖宇事件有三个结果。首先，有关卫视和个人纷纷表示态度，其次郭靖宇被宣传，最后收视率虚假事件电视台降低购买成本。

但是，无论结果如何，对于整个电影业来说，购买收视率的做法确实是混乱的，如果每个人都能伪造收视率的话，收视率这个测定规则也失去了意义。

作为电视电影行业的人，还是应该以观众为中心，寻求私利的方法真的是无齿，再加上这样每集的天价保护费，真的是畸形。

《人民的名义》到底是谁抄了谁？

《人民的名义》引两方互指侵权到底是谁抄了谁？

1月16日消息，2017年3月，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在电视上播出，随即引发观众追捧。不过去年11月这部作品被诉侵犯作家刘三田长篇小说《暗箱》著作权，让《人民的名义》版权问题受到关注。日前，周梅森决定另案起诉刘三田。

《人民的名义》海报。

热门电视剧被指侵权

事实上，在电视剧播出后不久，作家刘三田(笔名南嫫)就将《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及制片单位等八被告告上法庭，指其侵犯刘三田原创长篇小说《暗箱》著作权。2017年11月，上海浦东法院正式受理该案。

据此前报道，刘三田的律师陈有西也曾向媒体确认，刘三田一方认为“2015年开始创作的《人民的名义》文字剧本和影视连续剧，完全模仿抄袭了原告2010年6月发表的《暗箱》，两作品在总体结构和故事演进脉络上，完全雷同模仿”，并要求停止《人民的名义》的一切播出、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索赔经济损失1800万元。

对此，周梅森当时就向媒体表示，“我此前从没听说过这个作者，更不要说这部作品，我自己的作品是自己长时间构思，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这简直太荒唐了”。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周梅森也称，写这本书并不是一时的灵感。“这是我十年以来的积累，然后一朝爆发。它源于十年来我对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和反腐败时代进程的总体观察。”

《人民的名义》海报。

否认侵权：“两部小说没有任何可比性”

而就在几日前，有消息称，周梅森反告《暗箱》是抄袭了自己更早期的作品《中国制造》和《绝对权力》，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该诉讼也已被北京海淀区法院受理。

15日下午，《人民的名义》制作方在北京召开案件诉讼情况通气会。原著作者周梅森并未现身。现场，《人民的名义》剧方也播出了刘三田质疑《人民的名义》侵权的视频。刘三田在视频中表示，自己看到四十多集的时候就已经能确认该剧是“抄袭我的《暗箱》”。

负责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宣发、并在剧中饰演王文革的李学政当日也表示，“周梅森老师认为这就是炒作，因此决定另案起诉刘三田”。“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气愤，大家觉得周老师绝不会抄袭。”

《暗箱》图书封面。

律师金杰在接受周梅森等委托后，组织律师团队对《人民的名义》和《暗箱》进行了对此。他认为，“这两部小说没有任何可比性”。

刘三田一方当时提到了四点关于《人民的名义》“抄袭”的问题，包括核心事件、叙事结构高度近似，多处故事桥段相似，人物关系设计相似以及人名相似。但金杰认为这些都不成立。

比如，他认为二者的核心事件完全不同。“查办贪腐案件是《人民的名义》的核心事件，而《暗箱》重点展示的是官商如何勾结、官员腐败的故事。”

另案起诉：《暗箱》和周梅森早年“很多作品都雷同”

驳斥侵权说法的同时，周梅森一方还对刘三田一方另案起诉。

金杰介绍，经周梅森研究和对比，发现刘三田署名“南嫫”发表的小说《暗箱》，在故事情节、人物设置、主要情节等多个方面和周梅森早年“很多作品都雷同”。“最主要的是《绝对权力》和《中国制造》。”

记者注意到，最早的一版《绝对权力》出版于2002年，《中国制造》出版更早，公开资料显示该书1998年就已面世。

《中国制造》图书封面。

而周梅森在2017年11月发布的维权声明中就曾表示，在其此前的许多长篇小说和同名电视剧中都涉及了国企改革，有几部就是以国企改革官商勾结为核心事件的，比如《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央视播出时的电视剧改名《忠诚》)、《绝对权力》……这些小说和电视剧的问世时间从1996年至2008年。

《人民的名义》剧照。

“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金杰还透露，另案起诉中的“索赔一元”是周梅森老师自己决定的。“我问他有什么要求。周老师说‘我只要他赔偿一元钱精神抚慰金。我就要告诉他们一定要停止侵权，我不是为了钱。他起诉我要了1800万，我就要一块钱’。”

对于本次另案起诉的目的，李学政毫不讳言，“就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我们这次在北京起诉的目的，就是利用刘三田老师的逻辑起诉她自己。”

《人民的名义》图书封面。

“任何案件都有或胜或败的可能。假如因为《暗箱》的小说早于《人民的名义》出版、很多桥段相似，就判定周梅森败诉，那么我们用同样的逻辑同样的事实在北京起诉她，我们一定赢。这样他们(指刘三田一方)的胜诉就毫无意义。”他说。

不过李学政同时表示，作品是来源于生活的，大家的生活是一样的，小说的素材也就会有相似之处。“就像清朝的宫斗剧，很多也是相似的。”他还强调，希望问题在法律范围内得到解决。

对此，作家刘三田日前也在其微博中转发了一则标题为《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反击了！暗箱是否存在大量抄袭？》的文章。她同时表示，“理不辩不明，让我们通过诉讼还原真相”。

你怎么看待一部电视剧收入一亿多却要花九千万买收视率？

就一个字：值。大家都不傻，能花九千万买，证明值这个价钱，哪怕收入一个亿，要花十个亿买收视率，花钱的都愿意花，证明值！

狐假虎威，迟早要付出代价。

一部电视剧的成功，从立项到筹划再到播出都有经济纽带在陪伴。优质电视剧先有好剧本再有好导演好演员，而更关键的还是要有好团队，才会出精品。许多电视剧无论投入多少，在播放时总少不了广告插播，这也验证了电视剧无论优廉，都有赞助商支撑，也就出现了许多良莠不齐的作品，再加上某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大肆渲染，让作品混淆过关，欺上瞒下，如各地方台依旧播放些虚假的抗日神剧，除了让人看了愕然或是傻笑，什么意义都没有，让观众浪费时光，最后剧组所有人员却都赚个盆满钵满，出现了三流演员日薪百万，身价过亿的新闻笑话。有的电视台为增加收益，竞动用赞助商花巨资买收视率，朦一时却朦不了一辈，终究都被戳穿。

一部剧收入1亿多元，

9000万元用来买收视率

收视率造假调查

收视率造假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存在，后来在资本的作用下愈发隐蔽和复杂多样。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造假行列，或成为卫视造假的帮凶，或直接沦为造假的主谋。目前常见的造假方式仍然有两种：一是污染样本户，二是篡改数据

收视率造假乱象沉重打击了整个影视行业。特别是2012年以后，大量资本进入，大批新公司没有创作资源，但通过买收视率很快抢占了半壁江山，老牌制作公司不得不跟进，全行业被收视率绑架，电视剧水平下降在情理之中

解决这类乱象的关键在于，将数据资产国有化，将互联网数据权利收到政府手中。同时，政府部门应当引导 社会 改变“唯收视率”的评价方式

“90%以上的电视剧都存在买收视率的情况，收视率造假是困扰影视行业的一颗大毒瘤。”这样的观点，李学政已经在各种公开场合说了四五年。让他感到痛心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颗毒瘤依然没有被剜掉。

作为金盾影视中心主任、《人民的名义》总监制和总发行人，李学政深知“收视率”对于一部影视作品而言意味着什么。2017年，《人民的名义》开播前，他和团队成员也曾纠结是否要买收视率，但最终放弃了，将3000万元用于宣传推广。令人欣喜的是，《人民的名义》收视率表现强势，这也是李学政对收视率造假的一次宣战。

资本推动收视率造假

污染样本户篡改数据

在影视行业，收视率造假似乎是一个秘而不宣的“潜规则”。2016年，《美人私房菜》被爆因为未购买收视率而惨遭撤档时，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召集会员单位开会，数十名制作方代表群情激奋之余，都表示购买过收视率。

收视率的基本含义是指某时段收看某频道或节目的观众占市场观众总数的百分比。假定A市场共有100名观众，如果其中10人观看了某一部剧，则A市场该剧的收视率就是10%。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刘燕南曾撰文称：收视率是调查得来的，收视率调查得到的不是一个指标，而是一个指标系列，收视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标。

她在文章中介绍了收视率产生的过程。首先，根据市场大小（全国、省级或市级市场）和观众特征确定抽样框，并按照随机抽样原则从中抽出一定数量的样本户，组成收视率调查的固定样本组，比如300户、500户或更多，旨在通过样本来推及总体。然后，请样本户家中的每一位成员在收看电视时，以按键方式或者以笔记方式将自己的收视行为，通过人员测量仪或日记卡记录下来。最后，调查公司将回收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后，得出以人为单位（非以户为单位）的收视率。

据李学政介绍，收视率造假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存在，后来在资本的作用下愈发隐蔽和复杂多样。从逻辑上看，此事并不难理解：电视台用高收视率获得了更多、费用更高的广告，制作方能够更快地拿到电视台的回款（一般电视台只会提前打部分款项给制作方），广告主则可以拿着高收视率交差。

导演郭靖宇曾于2018年9月在微博公开称自己执导的影视剧《娘道》因不愿意花钱买收视率被电视台长期搁置，而这笔费用高达7200万元。消息一出，收视率的公信力广受质疑。

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多大改善。李学政参与投资的一部电视剧今年4月在卫视播出，据他透露，这部剧一共卖了1个多亿，却花了9000万元买收视率。“挣的钱全部花在这上面了。”

在李学政看来，与购买收视率的花销相比，更让人担心的是专业造假机构愈发壮大。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造假行列，或成为卫视造假的帮凶，或直接沦为造假的主谋。

“有几家数据公司后来转型做制作了，这些公司的节目制作水平有限，但其出品的节目无论在哪个平台播出，不管质量好坏与否，收视率都不低。”李学政透露，这些公司与有实力的制作公司深度合作，前者负责幕后操纵数据，后者负责制作，挣了不少钱。

参与过不少网剧创作的编剧郭明（化名）曾对收视率做过详细研究。他发现，从前隐藏在黑暗中、专门操作购买收视和污染样本户的第三方机构近年来更加明目张胆。

“这些第三方机构变身成所谓的‘宣传公司’，宣称只要把宣传部分外包给他们，就能帮你铺到全国各地，收视效果会到达多少，且一周内就会有效果。但真正的宣传团队是不敢打收视保票的，因为他们很清楚宣传能带来多大的收视效果。”郭明说。

与收视率造假主体增加相对应的是近年来造假方式并没有多大变化——目前常见的造假方式仍然有两种：一是污染样本户，二是篡改数据。

李学政举例说，某收视调研机构拥有数万个样本户，分散在全国各个省份，每个地区分配的样本户数量只有几百个，他们通过给这些样本户家庭的电视机上加装类似机顶盒的收视测量仪，回收数据后进行统计分析。因为样本户数量有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造假人员提供了“便利”。

“比如，北京地区的收视样本户有500个，某电视剧希望提升在该地区的收视排名，只要找出其中10个样本户，进行操控，该剧的收视率就能提高至少0.5个百分点。”李学政说。

“样本户成了香饽饽，是大家争抢的对象。样本户每年的收入不少，有的剧整个成本的20%左右到了样本户家。”李学政指出。

与收买样本户相比，收视率造假还有一种更高级的方式——篡改数据。

郭明透露，有的造假公司不惜重金通过黑客等手段，干扰从样本户家里上传到服务器上的数据，就像电影偷票房一样，“偷”走收视率。“比如，某样本户收看的电视台是A卫视，但从其测量仪输出的数据却变成了B卫视的。这种方式收费也会更贵，如果电视剧收视排名想进前3，价格就可能高达50万元一集。”

收视率成为利益刚需

买收视率是行业痛点

事实上，收视率造假由来已久，虽屡遭揭露，却愈演愈烈。为什么广告主、电视台和制作方都选择在高收视率的假象中麻痹生存？

“目前在国内，电视台每年收入的大部分还是依靠广告收益，而广告商又拿收视率说事。对电视台来说，只有将收视率提高，广告收益才会随之增加。此外，收视率是电视台宣传能力的直接反映， 社会 也通过收视率对电视台进行评价。这样层层加码，电视台必然要追求高收视率。”郭明说。

而电视台要想获得高收视率，又与其播出的作品息息相关。由此一来，压力便被传导至制作公司。

郭明透露，一些电视台在和制作公司签订电视剧购买合同时，会签订一份“对赌协议”。所谓“对赌”，就是片方在卖剧时，必须向电视台作出收视担保——该剧在播出时必须达到协议中保证的收视率数值，片方才能从电视台拿到全部的购片款。否则，根据协议比例扣钱。

“比如，某40集电视剧单集价格200万元，在协议中向电视台承诺平均收视率过1，收视率每低0.1扣除单集购片费20万元。实际播出时，该剧的平均收视率仅为0.9。按照条款，要被相应扣除每集20万元，最后800万元片款就没了。”郭明说，还有一种方式是，双方设定一个比较低的收视底线，如果达不到，制作公司就将血本无归，拿不到一分钱。

实际上，早在2016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文“全国省级电视台签署《恪守媒体 社会 责任，反对唯收视率自律公约》”，强调“自本公约发布之日起，在电视剧购销合同中不签订以收视率和以收视率排名定价、议价的条款。”

但上述公约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曾提出，各电视台签署了禁止对赌公约后，播出机构迫于收视率对于广告收入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阳奉阴违。

“收视率数值是无法保证的，这就倒逼制作公司去买收视率，否则就不能及时结账。一些电视台提前打的部分款项就是用于买收视率的。比如单集给了80万元，就是让你拿这80万元去买收视率。”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编剧汪海林说，一些一线电视台多的要花70万元至100万元一集买收视率，低的也要花30万元至50万元一集，这样一来基本上把一部电视剧的利润都掠夺走了。

在汪海林看来，这种收视率造假乱象沉重打击了整个影视行业。特别是2012年以后，大量资本进入，大批新公司没有创作资源，他们研究市场后发现，虽不会拍戏但可以直接买收视率，很快便通过这种方式把拥有资源、富有经验的老牌公司打败了，市场被这些不会拍戏的公司抢占了半壁江山，老牌制作公司“认清形势”后不得不跟进，全行业被收视率绑架，电视剧水平下降便在情理之中了，“因为剧好不好，已经没有人关心了”。

推动数据资产国有化

改变“唯收视率”现状

为了整治收视率造假的顽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从2019年起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2019年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上线，采用海量数据采集模式，具有“全网络、全样本、大数据、云计算”的特点，更适用于当前电视节目观看方式多渠道、多样化的新趋势。

2020年4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规定》，强调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依托大数据统计信息系统，统筹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对数据的采集、发布进行监督。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干扰、破坏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不得制造虚假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

在汪海林看来，这是整治收视率造假乱象的积极信号。他认为，解决这类乱象的关键在于，必须将数据资产国有化。“目前，电影票房数据终端掌握在国家电影资金办，即掌握在国家手中，所以我国电影票房是较为客观透明的。电视收视率数据交给含有外资的数据公司，多年来数据被污染，缺乏真实性，如今广电总局推出大数据系统，也是努力将数据统计权收回国有。而互联网数据被民营商业机构掌握，这些机构制造、利用虚假数据进行商业炒作，破坏市场经济，因此亟须将互联网数据权利收到政府手中，实现国有化。”

据李学政介绍，除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大数据系统外，目前还有一个人民日报的“人民收视榜”，“两个平台都是采用大数据，不能人为篡改数据，做不了假，建议卫视采用”。

多年从事文娱产业研究的北京律师李亨则指出了目前收视率法律法规方面的缺失。他建议，立法机构要更加严谨地思考，什么是真实的收视率，什么是真实收视率的统计方式。

“如果要打击收视率造假，首先是法律法规需要明确，究竟什么是法律意义的收视率。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实际上是没有对‘收视率’明确定义的，国家标准中也仅有GB/T 30350-2013《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提到了‘收视率’的概念，但这部标准针对的仅仅是电视（广播权），不适用于目前流行得多、使用广泛得多的移动互联网设备（信息网络传播权）。”李亨说。

李亨呼吁，政府部门应当引导 社会 改变“唯收视率”的评价方式。“《国务院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早已强调‘重视市场机制、市场需求，但不搞唯票房、唯发行量、唯收视率、唯流量’，但至今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对于‘优秀作品’的征召、评奖，收视率仍然近乎是各种评价因素中唯一可量化的。”

李学政最终还是把希望放在作品上：“只要你将来准备做影视，就一定会被收视率的问题困扰。没有收视率肯定没有生命力，但是要想创造好的收视率，就只能下功夫做品质，有了好的作品，资本是追着你来的。”

毕竟，《人民的名义》让他看到了打击收视率造假的希望和出路所在。

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要站在打工人的角度看，就可以理解了，不管电视剧拍得再好，也有收视率低的情况，相对广告时间就卖不出，自己也有可能失业。那倒不如花钱买收视率骗人好过，反正又不是自己的钱，而且对自己也有好处。

躺着看

现在电视剧那么多，而且没有太多的新意，如果没有道听途说还真的很难勾起观众的欲望，

用眼睛看，主要跟我没什么关系，一亿不是我的，九千万不是我花的

收视率造假问题被曝，业内人士发声炮轰

收视率造假问题被曝，业内人士发声炮轰

收视率造假问题被曝，业内人士发声炮轰，评价一部电视剧作品的好坏，收视率是重要指标之一。有从业人士披露，9成以上电视剧存在买收视率情况，收视率造假问题被曝，业内人士发声炮轰。

收视率造假问题被曝，业内人士发声炮轰1

“90%以上的电视剧都存在买收视率的情况，收视率造假是困扰影视行业的一颗大毒瘤。”这样的观点，李学政已经在各种公开场合说了四五年。让他感到痛心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颗毒瘤依然没有被剜掉。

作为金盾影视中心主任，李学政深知“收视率”对于一部影视作品而言意味着什么。2017年，他和团队成员也曾纠结是否要买收视率，但最终放弃了，将3000万元用于宣传推广。令人欣喜的是，收视率表现强势，这也是李学政对收视率造假的一次宣战。

2021年12月初，在金盾影视中心，和《法治日报》记者谈起收视率造假问题，李学政皱着眉头陷入良久的沉默。此前，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抵制假收视率一定要从现在开始，我们有信心抵制住这股恶流”；如今，他感觉自己在和沉疴做困兽之斗，可若不斗，则可能看着这个行业陷入恶性循环。

资本推动收视率造假

污染样本户篡改数据

在影视行业，收视率造假似乎是一个秘而不宣的“潜规则”。2016年，《美人私房菜》被爆因为未购买收视率而惨遭撤档时，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召集会员单位开会，数十名制作方代表群情激奋之余，都表示购买过收视率。

收视率的基本含义是指某时段收看某频道或节目的观众占市场观众总数的百分比。假定A市场共有100名观众，如果其中10人观看了某一部剧，则A市场该剧的收视率就是10%。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刘燕南曾撰文称：收视率是调查得来的，收视率调查得到的不是一个指标，而是一个指标系列，收视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标。

她在文章中介绍了收视率产生的过程。首先，根据市场大小（全国、省级或市级市场）和观众特征确定抽样框，并按照随机抽样原则从中抽出一定数量的样本户，组成收视率调查的固定样本组，比如300户、500户或更多，旨在通过样本来推及总体。然后，请样本户家中的每一位成员在收看电视时，以按键方式或者以笔记方式将自己的收视行为，通过人员测量仪或日记卡记录下来。最后，调查公司将回收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后，得出以人为单位（非以户为单位）的收视率。

据李学政介绍，收视率造假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存在，后来在资本的作用下愈发隐蔽和复杂多样。从逻辑上看，此事并不难理解：电视台用高收视率获得了更多、费用更高的广告，制作方能够更快地拿到电视台的回款（一般电视台只会提前打部分款项给制作方），广告主则可以拿着高收视率交差。

导演郭靖宇曾于2018年9月在微博公开称自己执导的影视剧《娘道》因不愿意花钱买收视率被电视台长期搁置，而这笔费用高达7200万元。消息一出，收视率的公信力广受质疑。

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多大改善。李学政参与投资的一部电视剧今年4月在卫视播出，据他透露，这部剧一共卖了1个多亿，却花了9000万元买收视率。“挣的钱全部花在这上面了。”

在李学政看来，与购买收视率的花销相比，更让人担心的是专业造假机构愈发壮大。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造假行列，或成为卫视造假的帮凶，或直接沦为造假的主谋。

“有几家数据公司后来转型做制作了，这些公司的节目制作水平有限，但其出品的节目无论在哪个平台播出，不管质量好坏与否，收视率都不低。”李学政透露，这些公司与有实力的制作公司深度合作，前者负责幕后操纵数据，后者负责制作，挣了不少钱。

参与过不少网剧创作的编剧郭明（化名）曾对收视率做过详细研究。他发现，从前隐藏在黑暗中、专门操作购买收视和污染样本户的第三方机构近年来更加明目张胆。

“这些第三方机构变身成所谓的‘宣传公司’，宣称只要把宣传部分外包给他们，就能帮你铺到全国各地，收视效果会到达多少，且一周内就会有效果。但真正的宣传团队是不敢打收视保票的，因为他们很清楚宣传能带来多大的收视效果。”郭明说。

与收视率造假主体增加相对应的是近年来造假方式并没有多大变化——目前常见的造假方式仍然有两种：一是污染样本户，二是篡改数据。

李学政举例说，某收视调研机构拥有数万个样本户，分散在全国各个省份，每个地区分配的样本户数量只有几百个，他们通过给这些样本户家庭的电视机上加装类似机顶盒的收视测量仪，回收数据后进行统计分析。因为样本户数量有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造假人员提供了“便利”。

“比如，北京地区的收视样本户有500个，某电视剧希望提升在该地区的收视排名，只要找出其中10个样本户，进行操控，该剧的收视率就能提高至少0.5个百分点。”李学政说。

具体怎么“操控”？他告诉记者，造假人员通过分析该收视调研机构公布的数据，分析出样本户比较集中的区域，并对这一区域进行重点宣传，通过购买社区媒体，如信箱、电梯、广告位等方式，影响居民的收视习惯，从而提高收视率。还有些造假人员在获得样本户信息后登门拜访，不停地游说，有的直接给钱，有的则送大米、花生油等日常生活用品。

“样本户成了香饽饽，是大家争抢的对象。样本户每年的收入不少，有的剧整个成本的20%左右到了样本户家。”李学政指出。

与收买样本户相比，收视率造假还有一种更高级的方式——篡改数据。

郭明透露，有的造假公司不惜重金通过黑客等手段，干扰从样本户家里上传到服务器上的数据，就像电影偷票房一样，“偷”走收视率。“比如，某样本户收看的电视台是A卫视，但从其测量仪输出的数据却变成了B卫视的。这种方式收费也会更贵，如果电视剧收视排名想进前3，价格就可能高达50万元一集。”

收视率成为利益刚需

买收视率是行业痛点

事实上，收视率造假由来已久，虽屡遭揭露，却愈演愈烈。为什么广告主、电视台和制作方都选择在高收视率的假象中麻痹生存？

曾经就职于广州市某广告公司的曾剑（化名）告诉记者，除了那些已成现象级的影视剧外，他们评估投放价值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收视率。广告商在和电视台签订合同前，会根据该台多个时段的收视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如果收视率未达到其预期，就会将电视台直接“踢出局”。有的广告商还会在广告合同中，标明需要达到的收视率数值，收视率为1和收视率为2，广告商支付的费用完全不同。

“目前在国内，电视台每年收入的大部分还是依靠广告收益，而广告商又拿收视率说事。对电视台来说，只有将收视率提高，广告收益才会随之增加。此外，收视率是电视台宣传能力的直接反映，社会也通过收视率对电视台进行评价。这样层层加码，电视台必然要追求高收视率。”郭明说。

而电视台要想获得高收视率，又与其播出的作品息息相关。由此一来，压力便被传导至制作公司。

郭明透露，一些电视台在和制作公司签订电视剧购买合同时，会签订一份“对赌协议”。所谓“对赌”，就是片方在卖剧时，必须向电视台作出收视担保——该剧在播出时必须达到协议中保证的收视率数值，片方才能从电视台拿到全部的购片款。否则，根据协议比例扣钱。

“比如，某40集电视剧单集价格200万元，在协议中向电视台承诺平均收视率过1，收视率每低0.1扣除单集购片费20万元。实际播出时，该剧的平均收视率仅为0.9。按照条款，要被相应扣除每集20万元，最后800万元片款就没了。”郭明说，还有一种方式是，双方设定一个比较低的收视底线，如果达不到，制作公司就将血本无归，拿不到一分钱。

实际上，早在2016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文“全国省级电视台签署《恪守媒体社会责任，反对唯收视率自律公约》”，强调“自本公约发布之日起，在电视剧购销合同中不签订以收视率和以收视率排名定价、议价的条款。”

但上述公约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曾提出，各电视台签署了禁止对赌公约后，播出机构迫于收视率对于广告收入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阳奉阴违。

李学政也告诉记者，以前发行方和卫视会签订两版合同，一份是公开的合同，没有对收视率的要求；另外一份合同则有具体要求。如今更多采取默认双方的形式，如果达不到收视率数值要求，播出方就可能拖延付款回账时间，有的甚至还要扣钱。

“收视率数值是无法保证的，这就倒逼制作公司去买收视率，否则就不能及时结账。一些电视台提前打的部分款项就是用于买收视率的。比如单集给了80万元，就是让你拿这80万元去买收视率。”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编剧汪海林说，一些一线电视台多的要花70万元至100万元一集买收视率，低的也要花30万元至50万元一集，这样一来基本上把一部电视剧的利润都掠夺走了。

在汪海林看来，这种收视率造假乱象沉重打击了整个影视行业。特别是2012年以后，大量资本进入，大批新公司没有创作资源，他们研究市场后发现，虽不会拍戏但可以直接买收视率，很快便通过这种方式把拥有资源、富有经验的老牌公司打败了，市场被这些不会拍戏的公司抢占了半壁江山，老牌制作公司“认清形势”后不得不跟进，全行业被收视率绑架，电视剧水平下降便在情理之中了，“因为剧好不好，已经没有人关心了”。

推动数据资产国有化

改变“唯收视率”现状

为了整治收视率造假的顽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从2019年起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2019年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节目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上线，采用海量数据采集模式，具有“全网络、全样本、大数据、云计算”的特点，更适用于当前电视节目观看方式多渠道、多样化的新趋势。

2020年4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广播电视行业统计管理规定》，强调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依托大数据统计信息系统，统筹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对数据的采集、发布进行监督。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干扰、破坏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统计工作，不得制造虚假的收视收听率(点击率)。

在汪海林看来，这是整治收视率造假乱象的积极信号。他认为，解决这类乱象的关键在于，必须将数据资产国有化。“目前，电影票房数据终端掌握在国家电影资金办，即掌握在国家手中，所以我国电影票房是较为客观透明的。电视收视率数据交给含有外资的数据公司，多年来数据被污染，缺乏真实性，如今广电总局推出大数据系统，也是努力将数据统计权收回国有。而互联网数据被民营商业机构掌握，这些机构制造、利用虚假数据进行商业炒作，破坏市场经济，因此亟须将互联网数据权利收到政府手中，实现国有化。”

据李学政介绍，除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大数据系统外，目前还有一个人民日报的“人民收视榜”，“两个平台都是采用大数据，不能人为篡改数据，做不了假，建议卫视采用”。

多年从事文娱产业研究的北京律师李亨则指出了目前收视率法律法规方面的缺失。他建议，立法机构要更加严谨地思考，什么是真实的收视率，什么是真实收视率的统计方式。

“如果要打击收视率造假，首先是法律法规需要明确，究竟什么是法律意义的收视率。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实际上是没有对‘收视率’明确定义的，国家标准中也仅有GB/T 30350-2013《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提到了‘收视率’的概念，但这部标准针对的仅仅是电视（广播权），不适用于目前流行得多、使用广泛得多的移动互联网设备（信息网络传播权）。”李亨说。

李亨呼吁，政府部门应当引导社会改变“唯收视率”的评价方式。“《国务院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早已强调‘重视市场机制、市场需求，但不搞唯票房、唯发行量、唯收视率、唯流量’，但至今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对于‘优秀作品’的征召、评奖，收视率仍然近乎是各种评价因素中唯一可量化的。”

李学政最终还是把希望放在作品上：“只要你将来准备做影视，就一定会被收视率的问题困扰。没有收视率肯定没有生命力，但是要想创造好的收视率，就只能下功夫做品质，有了好的作品，资本是追着你来的。”

收视率造假问题被曝，业内人士发声炮轰2

评价一部电视剧作品的好坏，收视率是重要指标之一。

然而，法制日报报道称，有从业人士披露，9成以上电视剧存在买收视率情况，其曾参与的一部4月在卫视上星播出的.剧集，一共卖出1个多亿，却花了9000万买收视率。换言之，挣的钱全花在买收视上了，显然，这一顽疾已经是行业大毒瘤。

所谓收视率，是指某时段收看某频道或节目的观众占市场观众总数的百分比。

那么在收视率上造假有何好处呢？专业人士拆解为便于电视台招揽广告主、制作方回款以及广告主交差三方面。正因此，也催生出专业的收视率造假机构甚至产业等，手法包括污染样本户、篡改数据等，其中篡改数据往往依赖黑客干扰服务器等。

显然，买收视率是一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也是对观众的不负责。

法律专家认为，打击遏制相关乱象，需要首先从法律层面明确和规范，然后是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并改变评价机制，再次就是将收视率和有监管的大数据平台融合起来等。

收视率造假问题被曝，业内人士发声炮轰3

9月15日，导演郭靖宇实名举报电视剧《娘道》遭遇操纵收视率黑幕，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王长田、陆川、陈思诚等业内人士声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也于昨天下午称已展开调查。

9月16日下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称，“针对收视率问题的舆情和反映，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同志9月16日表示，已采取相关措施，并会同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查，一经查实违法违规问题，必将严肃处理。”

80集的戏要花7200万买收视率

9月15日下午，著名导演郭靖宇通过个人微博发表了其在湖北大学演讲的全文《起来，与操纵收视率的黑势力决一死战》，实名举报其正在北京卫视和江苏卫视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娘道》，被逼购买收视率造假——某卫视要求其购买收视率，否则不予播出，以及他拒绝之后遭到利益集团报复的黑幕。

郭靖宇透露，《娘道》2017年完成后期制作却迟迟得不到排播通知，他与购买此片的某卫视总监当面沟通得知，这位新官上任定了新规矩，“只要你不花钱买收视率，人家绝不会播出，而且买收视率找谁，都给你指好了路。”同时，该卫视购片主任“命令”郭靖宇当天下午就去见他们指定的人，谈好收视率价格，“根据我的表现，决定是否播出。”随后，郭靖宇具体描述了与这位能操纵收视率大神的会面，“大神很热情，表示已经等了我好几个月。他笑我愚钝，告诉我要是早找他，剧早就播出了。他给我开价90万元一集，还不保第一第二名。”郭靖宇算账，这相当于80集的戏要拿7200万买收视率，而某卫视购买此片的价格是130万一集，“我们花这么大力气把戏拍好，却要上交百分之七十给他们当保护费，才能播出”。

郭靖宇最终拒绝了该卫视购买收视率的要求。

两天前得知已涨至百万一集

目前《娘道》北京卫视收视已经破1，位列省级卫视第一。郭靖宇说之所以还最终仍然坚持“实名举报”，是因为三天前得知用心创作的《天盛长歌》因收视率“不合格”被卫视剪掉14集；两天前，他又得知“做收视率一集已经收费100万了，而且不讨价还价，因为风险高了。他们用两个理由吓唬制片人就范，第一个是《天盛长歌》发声明不买收视率结果被剪直接损失一个亿；第二个理由就是郭靖宇坏了规矩，收视率虽然凑合，但口碑砸了，你看看网上被骂的，这就是不合作的结果。”郭靖宇遂决定“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郭靖宇说：“我今天说的话，主管部门、纪检部门、公安机关都可以来找我取证”。他还呼吁全体同行站在一起，“彻底清除假收视率的毒瘤”。

事实上，这并非郭靖宇和操纵收视率的黑势力第一次正面交锋。2015年，其作品《大秧歌》开播之前也遭遇“收视率敲诈”。对方表示，“如果不买收视率，戏再好绝对进不了前十名！”此次面对敲诈，郭靖宇明确表示：君子不与贼人为伍！他在演讲中说：“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各电视台签署禁止对赌公约后，某些卫视不收敛，逼迫制作机构继续花钱购买假收视率，而制作机构每部剧要增加几千万成本——这种成本都只能做假。一旦做成功了，收视率上去了，再向电视台要高价。这种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使得大多数电视台不堪重负，更让许许多多制作公司血本无归。可以说，如今的影视界已形成大面积、全方位坍塌的恶劣局面。”

王长田陈思诚都有类似遭遇

郭靖宇此次的宣战行动，引发了行业强震。众多从业者自发声援，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导演陆川、陈思诚等先后“站出来”讲述了类似的个人经历——

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说，“2015年初，因为不愿意参与收视率造假，光线愤而退出电视节目市场。当时多档节目在央视等播出、二三百人赖以生存，停播所有节目之痛苦记忆犹新。停播之前乱象已存在多年、多次呼吁无人理睬；停播至今又已三年零九个月，其间业界呼吁呐喊不绝于耳，恶况却愈演愈烈无人幸免。据测算，利益集团非法收入每年有几十亿之巨。”

导演陆川透露，“曾经亲耳听到某导演朋友在电话里无奈地要求他的制片将每集40万元购买收视率的费用打到北方某市电视台购片主任指定的公司。他跟我说如果不按照电视台指定公司买收视率，他将收不到电视台尾款”。

导演兼演员陈思诚发微博称，“《远大前程》播出前遭遇同样问题，合作公司良言相劝说这是业内潜规则，属于‘常规动作’，不买‘裸播’便没有收视率！更会成为竞争公司甚至‘友台’攻击的‘口实’！我义愤填膺下想发微博示众，怎奈家妻在旁苦口婆心劝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忍下恶气后我放言，如电视剧圈继续‘黑暗’下去我便永不再踏足！今闻郭导捅破这层‘窗户纸’，拍手称快。同样小导演一名，无论未来做不做电视剧都要鼎力支持！”

除此之外，演员徐峥、萨日娜、黄志忠、王景春、谷智鑫、刘智扬、于毅、赵文卓，编剧周梅森、温豪杰、宋方金、王丽萍、王力扶、郝岩、陈彤，制片人俞胜利，学者尹鸿，导演贾樟柯等也纷纷转发声援。

央视、湖南卫视表态支持

鉴于外界对被举报的涉事播出平台猜测纷纷，郭靖宇昨日更新微博时作了补充说明，“昨天忘了说，刚刚在中央电视台播了《最美的青春》，亲身体会央视不要求买收视率；《娘道》播出，北京卫视也不要求买收视率，正能量的平台还是主流。”

与此同时，他透露，“广电总局领导第一时间表示坚决支持，让我感动……今天一早央视有关负责人来电表示：支持清除不法行为，恢复行业良好生态。在假收视率这个问题上，央视索福瑞也是受害者，他们被五花八门的手段干扰，深恶痛绝。”

昨天下午，湖南卫视通过官微表示，“坚决支持广电总局打击收视数据造假！恢复行业良好生态！呼吁绿色收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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